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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7岁的卡尔·布什比拖着他那辆标志性的黄色小车，走进维多利亚女王广场，人群在雨里鼓掌。然后他拐进一条再普通不过的居民街，停在一扇门前。

开门的是他母亲，安吉拉。他抱住了她。

为了这一刻，他走了28年、约5万公里、穿过29个国家，从南美洲最南端的海边，一步一步走回自己出生的街道。全程不搭任何交通工具。

几乎所有的报道，都把这一圈写成“史诗”。

可如果你把时间往前拨87年，会发现另一个年轻人，也在走同一件事——只是他脚下那条路，通向的不是“我完成了什么”，而是“我们不能再被那样叫”。

那一年，22岁的潘德明正在南京经营一家西餐厅，生意不错，日子安稳。他看到这个消息，把餐厅盘了，追到杭州，加入了“亚细亚步行团”——一群年轻人要用脚证明，中国人不是他们嘴里的那个样子。

可走着走着，人就散了。有人病倒，有人没钱，有人被家里人叫回去。等走到最后，队伍里只剩下他一个。

他没有回头。用攒下的钱买了一辆自行车、一台相机，一个人继续上路。

没有导航，没有补给，没有后援，只有一张旧地图、一双脚、一辆车。

那是1930年代的亚洲、中东和欧洲。据传记性记述，他在阿拉伯沙漠里断过粮，几乎晕死在黄沙里；在印度的丛林里撞见过猛虎，只能拼命敲锣把野兽吓退；在耶路撒冷附近的山口遇上强盗，钱和自行车全被抢走，只有一本四公斤重的《名人留墨集》，他死死抱在怀里没撒手。

七年，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。

他不是在旅行。他是在拿命换一句“你们中国人也可以”。

他的脚步震动了当时的世界。

在印度，泰戈尔紧紧握着他的手说：我相信你们有一个伟大的将来。

在希腊，他听说祖国无力派运动员参加奥运会。一个人走到古奥林匹亚的遗址，在石柱上贴下一张纸条，用中文写下：中国人潘德明步行到此。

在美国，罗斯福总统接见了他，把一枚奖牌挂在这个目光笔直的中国青年脖子上，说：荣誉属于人类。

甘地、尼赫鲁都曾与他长谈。在巴黎，正在治病的张学良见到他，为他题下两个字：壮游。

真正让人心里一沉的，是他回国之后。

1937年7月6日，潘德明回到上海。第二天，7月7日，卢沟桥的枪声响了。

他原本还有一笔钱——海外华侨一路资助他、托他去勘察青藏高原的十万美元。那是一个普通人几辈子都挣不到的数目，也是他下一段人生的全部本钱。

他没有留一分。

全部捐给了抗日前线。

然后他改了名字，把《名人留墨集》封存起来，结婚、生子，几经辗转，后来失业在家，替人熨衣服、画宫灯糊口。1976年，他因心肌梗塞去世，几乎没对外人提过那七年。

这段历史，差一点就永远没了。

1979年，上海少儿出版社的体育编辑季一德，在一次体育工作会议上偶然听到一条线索，说很多年前有个中国人骑车环游过世界。他不信，也不甘心，一趟一趟去查。

最后，他在上海永嘉路派出所清理旧案、准备销毁的废纸堆里，翻出了一批东西：

一本出国护照，一叠签证，几张船票，几封书信，还有一堆名人题词。

张学良写的“壮游”，就在里面。

以及那本四公斤重、共三册、留下一千多人题字的《名人留墨集》。

一个用七年走完地球的人，最后是靠一个陌生编辑在废纸堆里翻了半天，才被世界重新看见。

布什比值得尊重。他用二十八年证明了一件事：一个人可以不被工具带走，可以靠两条腿，把自己送到地球的另一面。这种固执，本身就是人类最动人的部分。

但把两个人放在一起看，你会发现那不是同一种重量。

布什比的起点是“我想知道，我行不行”。

潘德明的起点是“我们不能被这样叫”。

更有意思的是时间：布什比出发那年29岁；潘德明走完那一圈、回到上海那年，也是29岁。

一个29岁的人，准备出发去看世界；另一个29岁的人，已经把世界看完了，然后把自己剩下的全部，交给了一场刚点燃的战火。

1979年那堆废纸里，最先被认出来的，是一张照片。

一个穿短袖衬衫的年轻人，站在一辆自行车旁，头发梳得很整齐，目光很直。

照片右侧，是一行他自己写下的竖排字：

腳踏車週遊世界。

写下这行字的人，走了七年，捐出了十万美元，然后在上海的一间小房子里熨了一辈子衣服。

同样绕地球一圈，一圈被写进新闻，一圈差点被烧成灰。

但有的圆圈，画在纸上；有的圆圈，是拿命围出来的。